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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

时间:2018-03-03 16:57来源:孔孟书画院 作者:李木生 点击:
这不仅是鲁国的形势使然,也是整个列国的形势使然。一个长达十四年的流亡之旅,正在等待着这个已经五十五岁的人。

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

  离鲁流亡

  孔子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仕鲁已经四年的孔子,确实没有食言,他已让鲁国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一个稳定而趋繁荣的局面正在出现。集市上的价格开始公平合理,没有了欺行霸市的现象,外地人到了都城曲阜,也不必向官员送礼求情,都能受到周到的接待。而夹谷会盟的胜利,更让鲁国在诸侯国中提高了威望。“堕三都”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也向列国显示了改革的态度与治理国家的决心与力度。这一行动,不仅像一颗炸弹在鲁国引起上上下下的强烈震动,也在列国尤其是东面的接壤邻居齐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正在形成,人们似乎已经看到鲁国的团结而又强大的未来。

  但是这一切却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不仅是鲁国的形势使然,也是整个列国的形势使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注定还要碰更多的墙壁,而一个长达十四年的流亡之旅,正在等待着这个已经五十五岁的人。

  这一次季孙氏的轻侮非同往常。他这是一种政治抉择的表示,是一种对于孔子政治观点与施政行动的一种强硬的否定。虽然看起来起因只是齐国的八十个盛装美女和一百二十匹华丽的文马,只是季孙氏的“三日不听政”,只是这一块祭祀后的燔肉——但是孔子内心里十分清楚,他的理想与追求,实质上是与季氏为代表的“三桓”势力水火不相容的,而他一介儒生(最多只是有一些也是儒生的学生),是无法与他们抗衡的。不知是暗藏着杀机还是孔子有着强烈的愤怒,五十五岁的孔子走得十分匆忙。虽然那次离齐也是这样的匆忙,匆忙得只好边走边把正淘着的米滤干。但是这次是离开自己的故里自己的国家呀,他却仍要匆忙得连春祭时戴的礼帽也来不及脱下——“不脱冕而行”(《孟子·告子下》)。

  “不脱冕而行”的孔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闵子骞。那时的季孙氏还对自己保持着信任吧?从他对于自己学生的信任上就可以看出来。季孙氏重用子路。继而又想让闵子骞为费邑宰。这个费邑,可是南蒯反叛、阳虎反叛、公山不狃反叛的根据地,而季孙氏却要让孔子的学生担当此任,这个信任是不小的。可是以孝闻名的闵子骞,却拒绝了这一任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在汶上矣。”(《论语·雍也》)以当今看,这只是一个县长的职务。如果以一个国家来论,则也可算是个省长了吧?可是贫穷的闵子骞不为所动,坚决的对季孙氏的使者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若是再来找我的话,那我一定会逃到汶水之北去了。”汶水之北,是鲁与齐交界处,也就是说,再逼我为官,我是要逃到国外去了。要知道,闵子骞只比孔子小十五岁,正是当官做事的年龄。难道是他早已想到老师与季孙氏最终必然的决裂,或者他早已体察出了老师的去位之意?

  匆匆的孔子更是恋恋不舍。那里有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的阙里,那里有他父母长眠的墓地,那里有他设教授徒的杏坛和留下的众多学子,那里有他呕心沥血了四年的鲁国政坛,当然,那里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女儿……

  国境线上,离鲁的孔子徘徊复徘徊,回望再回望。天这样晚了,暮色已经四笼。跟随的学生们催着老师,该走了,总得走呀。可是他们的老师,还是久久不能迈开离鲁的大步。

  这个春天的夜晚,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就住在鲁国边境上的一个叫屯的地方。

  那是谁呢,在这种时候,前来送行?噢,那是一个与孔子相熟名叫师己的乐师。孔子对于音乐是有着深厚的造诣的,他不仅在乐与歌中寄托着礼,还在乐与歌里放置着自己难以为世理解的性情与理想。

  夜暮已经将一切都抹得混沌一统,但是惟独鲁国在他心里清晰如朗日照耀。师己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正痛苦着,他不知道该怎样去抚慰。他只是不由自主地说:“先生,您是没有过错的。”孔子感动着,他知道不仅是眼前的这个师己,还有鲁国的士子鲁国的百姓,也会有着这样的想法。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一定还有鲁国的国君,那个傀儡一般的鲁定公。

  夜色里,有春风拂来,带来泥土与花草的气息。孔子对师己说:“我们唱一首歌吧。”于是,有歌声在这春天的夜里荡漾开来:“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善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史记·孔子世家》)

  只是,谁能够听懂这歌声背后的忧伤与愤懑呢?

  公元前四九七年(鲁定公十三年)至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就要开始了。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四处碰壁却上下求索不已的孔子,就要走过他人生最为艰难也最为丰富的阶段。

  那是一个动荡不已、变化频仍、礼崩乐坏、裂变与整合交互进行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欲望丛生、思想疯长、竞争炽热、人才可以自由流动的时代。只有这样一个时代,才能够出现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现象——大知识分子的孔子带着他的一班学生——大多说有数十人,我认为最多也就是十几人,《语论》中出现过的不足十人,不然,交通、吃饭、住宿等都会成为大问题——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用了整整十四年的光阴,流亡列国,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思想与理想,虽一再碰壁却在列国发生着轰动,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斑斓的故事。

  孔子此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求仕”、“行道”、“教学”。五十五岁的孔子,尤其有了鲁国四年从政的实践之后,他的“行道”雄心——克己复礼,以仁德政治平治天下——似乎更加勃发而不可抑制了。他觉得,天下之大,不信没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更何况孔子及其学生的名声,已是“名闻遐尔”了。当然,在那样的时代,没有现代印刷下的现代文化建设,也没有现代交通下的现代商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出仕”一途。所以,十四年流亡列国之旅,也可以称之为求仕之旅。尽管在他的“求仕”之旅中,经常要与君、大夫、隐士、学生等各种人进行多种有关政治、历史、学术及伦理道德等方面问题的研讨活动,当然还有随时随地的教学活动,但是这些都不是主题,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并任用他的贤明的诸侯君主,让他将在鲁国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虽然他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带了一个依附帝王君主的坏头,但是他的那种屡挫屡起、奋斗不止的精神,他的那种虽找“明主”却也不失自己的理想、并始终坚守自己独立主张的站立人格,却也为后世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任何政治理想的实现,都或多或少要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而知识分子的从政历程,从来都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司马迁“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之说,虽然道出了孔子到处碰壁的历史真相,但是“干七十余君”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这十四年之中,孔子真正到过并有资料可证的国家,也就是卫、陈、曹、宋、郑、蔡等六个国家,而且还不是齐、楚、晋、秦等这样的大国。他经过停留并有记载的地方,也就是卫国的匡、蒲、陬和楚国的叶。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分布在现在的山东、河南两省,北没过黄河,南未达长江,也就是在方圆一二千里的地方转悠。而在这十四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又以在卫(近十年)在陈(三年)为主。即使在对孔子最为礼遇的卫国,孔子也没有受到真正的任用。终其流亡求仕之旅,甚至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像鲁国季桓子那样重用过孔子。《孟子·万章下》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士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见行可之仕”,即有希望实行自己主张的官;“际可之仕”,是受到礼遇的官,得到了尊重,却不得重用;而“公养之仕”,则更要差一些,仅仅是受到供养,也就是管你吃住罢了。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的话:“孔子曰‘於乎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孔子曾经这样的叹惋过:“可悲啊!我看周代的制度,由幽王、厉王破坏尽了。目前,除鲁国之外,还到何处去找呢?”这个一生对周礼有着痴迷的人,怎能不对保存着周朝典章文献的自己的国家,有着深深的留恋?可是他却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了。好在他不是第一个走上流放之路的人。他之前,那个持不同政见者共工与驩兜,就曾被舜流放于幽州与崇山。他之后,有个叫屈原的人,又被流放于汨罗江畔。 (责任编辑:km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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