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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僧安道一”的四个话题

时间:2016-10-25 20:42来源:孔孟书画院 作者:李樯 点击:
济宁市学者型书法家李樯先生凭着多年来对刻石和碑学的研究与考证,对“僧安道一”其人,“僧安道一”在山东地区的书刻时间以及刻经的动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安道一

  编者按:久负盛名的邹城摩崖刻石出自“僧安道一”之手,这些刻经在书法史和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僧安道一”其人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但这个人物在史传中缺乏记载,所有资料都来自刻经的题记,因此到目前为止,对“僧安道一”的名字存在着诸多误读。济宁市学者型书法家李樯先生凭着多年来对刻石和碑学的研究与考证,对“僧安道一”其人,“僧安道一”在山东地区的书刻时间以及刻经的动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僧安道一”在山东地区的书刻时间

  洪顶山《大空王佛题名记》、《僧安道一题名记》、《安公之碑》,以上三刻都出现了“大沙门僧安道一”的名字。第一幢有“大沙门僧安道一书刊大空王佛”字样;第二幢称“大沙门僧安名道一”;第三幢只称“大沙门僧安”,未直接题写“道一”字样,下面便是偈语,偈语内容阐发了名“安”和“道一”的意义。

  第一刻著年代为“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廿三年”,第二刻不著年代,第三刻著“双林后千六百廿年”。按“双林”又称“双树”是佛陀涅槃的地方。地点在拘尸那城,阿夷罗跋提河畔,当今印度北方戈勒克布尔区,卡西亚以北约一英里半处。佛陀选在娑罗双树中间设床座,中夜月圆时分入寂。佛教徒认为其年当中国周景王元年,即公元前544年,所以现在佛教徒所称的“佛历”就是公元数再加544年。按此计算,“双林后千六百廿年”当公元1076年,到了北宋中期了,显然这个推算是错误的,但也应相信这个推算方法也是有根据的,可能出现在《佛国记》,未详查。

  但无论怎样推算,这两处题写年代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在洪顶山的全部刻经活动,至少历时三年以上。

  在洪顶山另有《法洪题记》是著明了年代的,即“大齐河清三年”即公元564年。法洪是与僧安在洪顶山刻经事业的合作者,法洪是经主,僧安是书写人,我们把《法洪题记》的年代当作洪顶山刻经完成的年代,可假定第一石刻为同一年的河清三年,那么《安公之碑》则在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561)。《尖山刻经题记》在山东邹城市东十里的尖山大佛岭上,凡三处,均出现僧安题名。第一处为《韦子深等刻经题记》,首题“大沙门僧安”,最后著明“大齐武平六年岁乙未六月一日”,即公元575年。第二处为《韦伏儿等刻经题记》。第三处为《尖山支锅石题刻》。后二处虽均不著年月,但从刻字位置看,必在公元575年前后不久。《铁山大集经碑题记》 即所谓《石颂》,著明“皇周大象元年,岁大渊献八月庚申朔,十七日丙子”,即公元579年。

  以上五项七处刻石出现了僧安道一名字。时间从公元561年至579年,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僧安道一在山东地区书写刻经的活动至少持续了十八年。

  二、“安道一”应为“僧安,字道一”

  首先他不是姓“安”,而是名“僧安”。这由《安公之碑》和《韦子深等刻经题记》单称“大沙门僧安”可证,其他五处题名也都在“安”字前带“僧”字,称“僧安道一”。古时僧人名前加“僧”字犹如后世加“释”字一样,如东吴时康僧会(俗姓康),十六国姚秦时期僧肇(俗姓张),南朝齐时的律师僧佑(俗姓俞),禅宗三祖僧璨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洪顶山《僧安道一题名记》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僧安道一的情况:“僧安道一,大沙门僧安义名道壹,广大乡囗囗里人也……”按一般叙述过程,其俗家姓氏应该呼之欲出了,但遗憾的是下面没有接着说出来。也正是此《题名记》中明确记述“大沙门僧安‘义’名道一”。

  有人曾对其中的“义”字著录颇有疑问。当时的隶书简作“义”完全有可能,但“义名”不是一个词汇,在此很难说通。如果把上面中间一点认为把横折断开了,那么是个“又”字,“又名”,讲得通。如果把那一点认为是石花,那么是个“”字,谐音借作“亦”,“亦名”也讲得通。这三种著录法可以见仁见智,不必一定论证谁对谁错。即便把不管讲的“义名”也作一个词汇看待,都说明“僧安”和“道一”是一个人的二名。

  犹如名和字、号一样,僧人也是有法名有表字的,如以草书闻名的怀素,字藏真;著名诗僧皎然,字清昼;曾被写入传奇《济公传》的“济颠僧”,法名道济,字湖隐。到了近代著名僧人几乎人人有字有号,就不必举证了,何况《安法师碑》的偈语正是阐发“安”和“道一”的意义的,恰与依名命字的方法相合,因此在这里理解作僧安,字道一,或许更明白些。

  三、僧安的身份

  关于他的身份,以上七处题名记上,六处题作“大沙门”,一处题作“东岭僧”。

  “沙门”是梵语的省称,汉译作“勤息”,是“勤修佛道和息诸烦恼”的意思。“沙门”也是佛教出家修道者的通称。“大沙门”是尊称,没有特别意义,沙门一词没有大小之别,这就是说他是个一般的僧人。

  “东岭僧”中“东岭”是他的修道场所,犹如我们所在的“单位”一样。至于东岭在何处,历史的场景是不能再现的,可以叫做东岭的地方有许多,我们就不必认定他在哪一座东岭了。

  “僧”是梵语“僧伽”的简称。“僧伽”是“和合众”的意思,佛教出家人共同生活要做到“六和”,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做到以上六和才是一个合格的出家人。总之,称沙门、称僧、称比丘,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佛教的男性出家人(但必是受过具足戒的,没有受完三坛大戒的是“沙弥”)。这些称谓都不是尊称,倒是现今最通俗的叫法“和尚”含尊敬义。“和尚”也是梵语,汉译为“力生”,即依着师父的道力以引生徒弟的道力,所以和尚是僧人中教师的意思,道行不足的是称不起 “和尚”的。

  这样“僧安道一”就很清楚了,他就是个在叫做“东岭”的地方修行的一般的僧人。那么为什么多年来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人们像解谜一样去破解他的身世呢?这里面有个“英雄史观”在起作用,认为历史上作出大贡献的,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过后也必定是“青史留名”的人。所以对于僧安道一“《北史》无传,史书无名,《高僧传》亦不载”深以为怪。其实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历史上的大业绩正是众多无名的小人物创造的。

  四、僧安刻经的动机

  至于那个时代刻经的动机为何?我们根本没法理解一千五六百年以前的一个有深刻佛教信仰的僧人的精神世界,所有的“研究”都是揣测。譬如说,像后来隋末开始的房山刻经、藏经有保存佛典的动机,很难说在山崖上刻上片言只语能“护法”,能保存佛教典籍,勿宁说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修行方式、或者说佛教有这样一种传统。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期,那时正是佛教在天竺的鼎盛时期,并没有“法难”,也还没产生“末法”思想,但那时就开始了开凿石窟和刻造摩崖、石柱,又是为什么呢?

  最后抄录泰山经石峪中所刻《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后几句话,知道在佛陀看来念经、书写经文都是功德,或可结束这等猜谜。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能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

(责任编辑:km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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